当代文坛 | 王本朝 | 我们这一代的任务：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 摘 要
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承续和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学思想的转化和创新，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它以百年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中心，同时兼顾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和文学体制，讨论文学体制、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的思想与审美的融合，呈现文学思想史的场域、内涵、结构和形式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确立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总体特征及其历史嬗变。
● 关键词
百年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历史嬗变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则显得凌乱，多有阙失，亟需进行系统研究和整体推进。这也应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百年中国文学早已进入历史化和学科化研究，各种类型文学史也不下千余种，如思潮史、文体史、流派史、社团史、地方史，等等，迄今却没有出现一部完整而系统的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提出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意在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自古是一个重视历史经验的国家，史学发达。每逢历史更替，社会转型，必然牵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鉴史而资治。重审文学思想史，虽然不为资治之用，但至少可以总结历史，重塑未来。历史研究永远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里的“现在”确是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需要正视的不是缺乏理论，而是没有思想，并且，也不需要一种可以解释历史或文学的标准理论或唯一理论，因为任何理论相对文学历史，都会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文学历史，包括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都是丰富多彩而奇诡多变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说，它必须与历史事实发生对质，才会产生作用。
首先，需要解释何谓文学思想史。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具有思想和审美的双重性。在阿多诺看来，“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艺术本身割断自身与经验现实和功能综合体（也就是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又属于那种现实和那种社会综合体。这一点接源自特定的审美现象，而这些现象总在同一时刻既是审美的，也是社会事实的”。一句话，文学思想史就是研究文学思想的历史。敏泽认为，文学思想的核心构成，“是一定的文学观念群中的主要的或主导文学思想观念，它影响着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审美风尚、理念批评范式，以至文体风貌、艺术形式，使其区别于它之前或他之后的其他文学风貌”，“在一定意义上，文学思想史实际上也就是文学观念史”。周群则将中国文学思想史理解为歧出于中国思想史之下，贴近文学理论，主要从思想史立场阐释文学理论，解释其范畴、命题和意蕴，如文道关系、汤显祖“情生诗歌”、晚明“性灵说”，由此，“揭示诸种深植于思想文化土壤之上的文论命题的内涵，比‘批评史’更加直接、更加深入，也更适合展示中国文论的神韵风采”。中国文学思想史，就成了思想史视角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也有学者认为，文学思想史研究应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心，将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结合起来，使创作中的语言观念和批评中的语言观念相互映衬、相互阐发，由此描述文学的语言性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在我看来，文学是人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认识自我，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并给人们以审美感悟、情感体验和思想启迪，从而创造美好生活，推动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文学思想，主要是人们在社会思想文化中以文学方式认识和表达生活与世界的观念和意识。它主要有两种存在状态，或者说两条入思路径，一是“文学中的思想”，二是“在思想中创造文学”。文学中的思想，或者说以文学方式表达思想，主要指作家作品和理论批评，它们显现和隐含的文学思想和观念，涉及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文学中的思想、甚至是哲学，都要以文学方式出场，包括故事、人物、形象、意象、细节、象征、寓言、隐喻等等，它们可称之为文学性或审美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征，它“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在思想中创造文学，主要涉及思想与文学的关系。一定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哲学、社会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关系着文学思想发生的背景、动因和取向，并参与了文学思想的生长和创造，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思潮的更替定会渗入作家的生活体验，影响其人生态度，自然也会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乃至文学形式。刘勰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棋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以及“江左篇制，溺于玄风”之论，所说的就是此理。当然，思想进入文学，需要以文学方式，如同韦勒克所说：“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相对而言，文学作家作品的思想，比较明晰，容易辨识。在思想中生成文学，则不甚清晰，需要细致考察。文学既不能抛开思想去审美，也不能忽略审美去思想，它是以审美方式表达思想。老舍曾深有感触地说到文学传达思想的方式：“文艺作品是具体的表现，借着有骨有肉的人、有情有景的事，去说明一个思想。我们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然后由生活中找出思想来，用活生生的人与事解释思想。用文艺表达思想，思想就不是哲学中的名词与理论，而是人们为什么那样活着、那样说话行事的根儿。根儿埋在地下，生活却是地上的绿叶与红花——要这理解文艺！没有绿叶红花，而只有一条根子，那就不成为文艺作品。自然，没有一条根儿，红花绿叶也会马上枯萎了的。文艺作品必须要根深、叶茂、花儿好。”文学表达的思想不是逻辑化的、概念性的，而是启示性的、符号化的，它主要以文学方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意在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感悟力。于是，文学思想是审美化的思想，是语言化的思想，也是由社会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共同建构而成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学拥有儒释道思想传统，如注重伦理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等，这与其宗法制度和伦理社会有关。《尚书》的“诗言志”，《论语》的“诗无邪”，《孟子》的“浩然之气”，都是其标志和特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伦理至上，自成体系，立足于特定的人生境遇，既有普遍性，又有具体性。文学思想、文学形式和文学体制密不可分。晚清以降，随着圣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反思批判，古人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圣贤伦理、传统人格的至上地位被削弱、破损了，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以经为史，经书的中心性也过去了，百年中国文学转向对民族国家、个人意志和生活欲望的表达，特别关注想启蒙、社会革命、个人解放、集体意志和日常生活的思考和凝视。传统文学的儒家、道家、法家、玄学和佛禅思想，都被现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革命主义、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世俗主义等各种“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所代替，自然也被文学所表达，成为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并且，在现代中国人眼里，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核心位置，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观念，一直都在未完成状态，需要不断在观念中探索和在现实中实践。百年中国，还多次出现“思想文化”的社会中心地位，如“五四”时期，1930、40年代，1950、60年代，1980年代等等。它们主要是为了回应社会历史变迁的思想诉求，以及各种新事物、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的挑战和应对，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领域似乎都隐藏着借助思想文化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的逻辑理路。实际上，中国文学与社会人生始终是浑然一体的，钱穆就说过：“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到了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性，或者说与社会人生，与社会思想不但不是“死不复生”，而是更为密切，更为丰富，乃至出现了这样的判断：“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部思想史长编，统摄这部思想史的核心理念是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知识体系的现代性”，文学作为思想的承载物，它既感应、传播思想，又生成、建构思想，为新民、启蒙、革命等社会使命提供可能。而思想也经文学孕育转化、选择对话而发生偏离，出现歧义丛生，由文学话语的建构而呈现一种杂陈状态。这种说法，大致是符合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实际情形。
至于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它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应是文学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演进。具体说来，它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探讨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芜杂纷呈的文学思想面貌，以及复杂多元的思想特质。二是描述不同阶段文学思想的历史轨迹，特别是伴随社会政治、思想形态、文学创作以及作家个体选择等方面均所体现出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状态和走向。三是考察不同历史阶段文学思想的生成机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生成机制和生产主体是其有别于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想的重要因素，它是文学思想与社会思想，作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中介性力量，是社会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平台和路径，是创造和生成文学思想的主体性力量。四是分析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想既有连贯性，也有独特性，它如同大树之根，吸取历史的水分，扎入社会的土壤，长出斑斓的花叶。它不是空穴来风，同时又承续过往，如同竹之节，其变化与承续都是同在的文学现象。
总之，文学思想史研究，需要回答文学为何思想，有何思想，如何表达思想等核心问题，特别是有关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总体性和个性化特征问题。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总体走向是文学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互动，是文学的自觉追求，它有主潮，也有潜流，有思想的共名，也有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和世界性。不同群体、不同作家的文学思想也存在不断创造和变化的过程，既是文学与社会互通的桥梁，也是文学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分水岭。它有制度性、社会性力量，也有个人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还有作家人生体验、精神特质以及心理状态的影响。
至于文学思想史上作家的个体性和差异性，暂且不论。就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特质，或者说总体特征而言，我认为，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百年中国文学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互动共生。自清末至“五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的建立、大众媒介的兴起、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读者阅读兴趣的变迁等等，它们都对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发生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西书汉译也为文学思想起到镜像和参照作用，为作家、理论家提供了思想资源。到了“五四”时期，倡导新思潮，张扬新思想，传播新理念，成为社会新风尚，它们引领并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转型，且生成为新文学思想的运行机制，也就是文化思潮在先，文学思想优胜，文化新思潮主导着新文学思想，以至于“五四”新文化出现的种种新思潮，成为新文学思想的预设装置，潜在地引领或约束着新文学创作，社会文化思潮的边界，也就成为新文学思想的可能性。新文学也直接担负着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功能。1928年，陈子展曾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文学关系作过情晰描述，他认为：“《新青年》最初只是主张思想革命的杂志，后来因主张思想革命的缘故，也就不得不同时主张文学革命。因为文学本来合文字思想两大要素而成；要反对旧思想，就不得不反对寄托旧思想的旧文学。所以由思想革命引起文学革命。又旧文学中间的思想固然大半荒谬腐败，同时文字也就晦涩，笼统要做到文学革命，不但先要做到思想革命，还要先做到改用明白确切的白话文字，以期增进表现力和理解力。所以文学革命运动也就成了白话文学运动。”先有思想革命，再有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都需借助语言文字，于是又有了白话文运动。
到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犹如杂草丛生，思想文化启蒙达到新高度，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持续发挥干预作用，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起了“文化建设宣言”，延续着文化保守主义思路，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推进中国化历史进程，这些社会思想构成了1930年代文化潮流，也影响文学创作和思想的表达。1940年代整个社会处于战争状态，社会间的政治冲突、思想形态、文学创作以及作家选择等都有不同于以往的发展状态和走向，文学思想以多副面孔出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交错，因战争原因造成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区域化，出现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也有着不同的文化思想面貌，它们相互对话、相互呼应、相伴相生，彼此关联，也在碰撞与差异中形成1940年代社会文化图景。1950-70年代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文学、人民文学、阶级文学、政治文学、英雄文学、理想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文学思想恰恰也是与该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密切相关。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想也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离不开思想解放运动背景。1970年代末，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影响了思想文化界，也为文学打破种种桎梏，获得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提供了可能。1980年代是中西文化思想大交流的时代，对外开放使得西方文化大规模登陆中国，西方文化思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思想，精神分析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文学、黑色幽默文学、新小说派文学、存在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由此带来中国文学思想的变化，加之社会现代化带动了文学的现代化诉求，提出了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文学也需要现代派问题，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也很快成为文坛潮流。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逐步在中国全面铺开，文学成为商品，其商业化特质与娱乐消遣功能得到凸显，出现了消费主义文学思想。与此同时，有感于文学精神价值的失落，文学界发起了“人文精神”的讨论，“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话题也被重新提出，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对峙。
二是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类型化、驳杂性和多样性。它在“五四”文学、1940年代和1980、90年代三个时段文学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80年代文学思想常是变动不居、丰富多元的，有人道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想，1990年代有消费主义文学思想和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等等。人道主义文学思想既表现在对“文学是人学”的重新认识，也体现为对文学主体性的重视和肯定，它还借助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爱情题材创作得以充分展现。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既在观念上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也在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和先锋文学创作中得到转化和实践。就是1950-70年代文学思想中的人民性、民族国家、阶级性、英雄性和理想性，等等，也在单一性中存在多样性，在普遍性中存在特殊性，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接受中都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宏观的革命、政治、阶级、人民、现实、集体等文学思想之下，有关个人、情感、审美等文学思想，虽然不是那么热烈、显著，但在部分作品、个别作家的思想中依然有所表现，虽受压抑，却暗暗生长，不断批判也不断反弹，显示了强劲的文学思想生命力。所以说，1950-70年代文学思想虽具有一定的单一性，但并不是绝对单调的。在现实主义、真实性、政治性等思想性要求之外，依然有艺术探索和审美追求，有形式创新、文学特性、审美规律等文学思想的存在。在主流文学思想之外，也存在非主流文学思想，在模式化、类型化之外，也有个人性，在同一声部里也有微弱的杂音。它们除了在当时的爱情小说、传奇通俗小说、旧体诗歌、隐逸诗人、受批判作品以及作家日记等创作中有所体现之外，还在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现实运动等重大题材作品中也有细微的表现。由此，显示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曲折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是百年中国文学积极参与社会变迁，文学思想的社会价值和工具理性根深蒂固。百年文学与世运为隆污。“五四”文学思想虽然芜杂、丰富，但底子还是为社会、为人生，改造社会，升华人生。1930、40年代文学思想上承“五四”，分途发展，出现文学思想的沟渠化，出现了文学思想的左与右，文学思想的区域化，文学思想的传统化等倾向，文学创作受战争影响大，文学功利性增强，文学思想的开放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创作性。1950年代以后，作家作品、理论批评和文学制度被高度同质化，作家个人思想和纯粹形式化文学不是没有，而是总被遮蔽，了无光彩，文学思想被工具理性化了。比如自清末至“五四”的文学思想，虽然在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纠缠中有所推进，但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自觉地带有文学工具论属性，现代作家继承了古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在现实社会中自觉承担历史使命，“文以载道”观念虽有了现代转换，但文学功利主义思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文学工具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变革，但其文学功利主义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独立性发展，对文学思想的独立性生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阻碍作用。
四是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演进和运作，常以论争和论战方式展开。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有常与变，变化是常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思想，自然也有其不变性。传统文化文学、西方文化文学、现代社会文化和作家个人都参与了它的变和不变。它的变与不变却多以论争和斗争方式展开。这也是它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运作方式。“五四”文学思想有新文学和传统守旧派文学的论战。1930年代的文学思想，主要有左翼文学、自由主义和右翼文学，在它们之间，曾经历了多次论战，形成了协调、反叛、对峙、斗争的复杂局面，影响到文学思想发展的整体布局和理论格局。就是在它们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取径不一或表述分歧的差异，形成了由于出发点和立场各异的思想话语及其论争。如左翼文学思想，就有“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大众文学”“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不同思想话语，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争辩、相互冲突乃至对峙批判的关系。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内部，也有人性论、闲适论、幽默论等观念话语。在“右翼”文学思想内部，也有“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文艺政策”等文学思想的先后出台。各种话语诉求不一，引发了文坛纷繁复杂的思想论争。
在文学思想的论战中，也出现激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群体与个人的对抗和对立性思维，进化论、革命论思想所蕴含的线性进步观念，主流、潮流形成的历史方向和群体压力，常常左右着百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演进和传播，影响到人们对现代和传统、本质与现象的认识。他们在线性时间观念和主观认知的支配下，将文化和文学思想的发展简化为古与今、中与外的对立，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以此理念进行反传统，去西方，不断推动文学思想的更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50、60年代，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达到顶峰，导致激进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发生。文化激进主义，一方面使西方现代思想迅速涌入中国，中国文学思想迅速进入古典到现代的转化之路，另一方面，二元对立化思维也导致“五四”之后的思想文化陷入“独尊”发展路径的危险。
讨论百年中国文学思想，需要在历史中审视，于是就有了时间感，历史让人不喜不悲，不怨不恋，而有同情之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急遽变化以及作家、批评家的与时俱进，它使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拥有历史的阶段性特点。大致说来，它主要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是清末至“五四”时期文学思想。首先是它的进化论思想。它几乎主宰了清末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进化论思想推动了清末文学改良，由梁启超发动、多人参与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表面上是文体变革，实际上却是由进化论思想激发的思想变革。到了“五四”时期，进化论更是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动力，它们对传统文言和道德展开批判，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成为新文化和新文学向传统文化和旧文学开战的宣言书。进化论思想也在清末至“五四”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呈现。康有为在进化论观念指引下写作了《大同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吴硏人的《新石头记》、旅人的《痴人说梦记》等作品都有进化论思想痕迹。其次是人的解放思想。人的意识在清末文学思想中就已萌发。沈复的《浮生六记》彰显了对个性自由的诉求。李汝珍的《镜花缘》关注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有关人的独立精神和女性意识，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学更是为人的意识立法，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他们明确提出“人的解放”主题，文学革命才得以顺利展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集中诠释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鲁迅的文学创作书写了传统文化及其家族制度对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欲望的钳制和操纵，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所推崇的也是个人主义。白话文学对国粹派、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的批判，与学衡派、甲寅派之间的论争都是在以“人的解放”思想为尺度和目标中展开的。再次是民族国家意识。在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清末至“五四”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批评家都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梁启超认为小说在唤起中国人国家意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新国新民。吴硏人的《痛史》《云南野乘》《两晋演义》、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等，都塑造了家国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世英雄，藉此激起民众的救国意识。刘鹗的《老残游记》也表现出作者的家国之情。晚清文坛还大量出现了关于“新中国”的想象，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新年梦》、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将民族国家意识融入小说创作，激发民众的国家观念，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民族国家意识与个人主义互动共生。就是白话文运动本身也是一场国语运动，胡适借鉴现代欧洲经验，在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以“活的文字”代替“死的文字”，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凝聚国家意识。白话文运动，实质是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力量。胡适还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将“白话”上升为“国语”，更进一步确认了语言变革的国家意识。就是在今天，当人们在对白话文运动心生质疑时，也不能不想到白话文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支撑和价值旨向，其功过也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朱自清认为：“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可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国家，跨上了世界主义的路。诗人是领着大家走的，当然更是如此。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实际上，“五四”新文学有张扬的个人意识、忧虑的人类意识，也有强烈的国家观念。
二是1930-40年代文学思想。就1930年代来说，其荦荦大端者，有自革命文学发展而来，代表着时代强音并很快占据半壁江山的左翼文学思想；有鼓吹超越时代政治和社会实利，以人性“天才”“性灵”等为文章旨归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还有强调文学意识形态功能，试图通过文艺政策的制订进行文化统制的国民党“右翼”文学思想。左翼文学主要有将阶级论思想纳入本土经验创作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既是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又是面对时代新内容，所产生的新的文学思想。紧随其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它受到苏俄文学、日本福本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卢卡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中国现实语境又改造了西方文学理论，提出了大众化、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文学等口号，实现左翼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构想。文学大众化，显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经验和历史语境的概念，它在与西方左翼文学发生思想勾连的同时，又进行了本土性探索。“两个口号”的论争，不但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想的深化，也是文学“统战”思想的萌芽。1935年，随着日本侵华进程的日益加剧，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学面临新的环境和形势。在《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由此，文学统战开始进入左翼文学。然而，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惯性和理论设计，使左翼文学的统战思想也存在着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的限度。为了文学统战的实施，成为解散“左联”的原因之一。如果落实到左翼文学创作，能感觉到它与理论批评不一致之处甚多，如鲁迅杂文和茅盾小说。他们在表达阶级意识的同时，依然坚持着其思想启蒙，后期鲁迅没有放弃思想启蒙立场，他的后期杂文也明显体现出思想启蒙与阶级思想的合奏。茅盾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就体现了左翼文学思想，无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是所取政治、经济和阶级视角，但他依然继承和发展着“鲁迅传统”，可以说，他在鲁迅传统中接受左翼传统。
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新月派、京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主张和创作之中。过去的文学史，常将新月派定位于与左翼文学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体现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将京派理解为追求纯文学的创作群体。实际上，新月派和京派的文学思想，虽不以政治为主要诉诸，但仍与社会政治拥有内在关联。新月派文学的人性论、理性和健康，京派文学的趣味与和谐观念，都是别致而有深意的文学思想。在理论上，他们试图与左翼文学拉开一定距离，凸显自身的独特和创新，但在时势面前，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和民族苦难，又使他们常常陷入尴尬处境。胡秋原的“文艺自由”思想，既反对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又批判京派海派文学对时代政治的逃避，而取折中的文艺构想和立场，虽不失为一种理论探索，但在文学实践上却难以落地生根发芽。在创作实践上，反而是新月派散文与京派小说充分体现了思想的审美化，将这两种文体推向了经典化写作。关于1930年代的右翼文学思想。由于国民党集权的政党功能，在文化和文学发展上并未形成主导性文学思想体系，其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和机械性特点，如它所鼓吹的三民主义文学思想，在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创作中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另外，还在文艺政策上，实施意识形态的统制，试图以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话语优势，强力统制文艺多极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在1930年代，还存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以《现代》为中心的作家们从诗歌和小说入手，对文学形式进行大胆探索，为1940年代和19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出现提供多种可能性，同时也隐含着审美现代性的力度和限度。
1940年代文学总体上呈现出芜杂纷呈的面貌，其文学思想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特质，抗战地区的民族国家文学思想和解放区的工农兵文艺思想是其主要文学思想。民族国家文学思想为抗战取得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集聚民心的重要工具。工农兵文艺思想则逐渐成为一整套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为建国后文艺事业奠定了基础，亦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基石。1940年代文学的总体走向是民族国家文学思想占据主流，工农兵文艺思想也占据重要位置，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等也是其潜流，它们共同构建了文学思想的整体图景。“民族”“阶级”和“个人”形成了1940年代文学思想的总体风貌。另外，还有非主流、潜在的、个性化的文学思想。由于它涉及两大战争（抗日和内战）、多地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多种文艺政策、多次文学论争，导致该时段文学思想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同时也带有1940年代独有的时代特征。战争体验、流亡体验、苦难体验、生命体验等更加深重地渗透文学思想内核，形成了文学思想中强烈的战争面貌与政治特色。1940年代文学思想也是现代与当代文学思想的连接点，它汇入了自晚清以来各种文学思想，又因1940年代特殊的战争语境与时代面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它特殊的内容不仅表现在1940年代的文人状态与作家创作，更体现在1940年代文学之后的影响力。
三是1950—70年代文学思想。1950-70年代文学思想总体上呈现出很大的一元性，在一元性的建构中也有曲折的多元性艺术追求。尽管邵荃麟在1958年曾说“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总是一个思想家”，但在那个时代，真正拥有思想的作家并不多见。有意思的是，该时段的文学思想是在批判和重建中实现的，它对文学的自身特性，文学的政治性、审美性、文学功用都进行了系统认知，对“文学”“政治”“阶级”“人民”“英雄”“现实主义”和“真实”等文学理念进行了重塑，形成一套关于文学、作家、作品和读者的理论范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文学讲话，出版不少关于文学政策、文学报告的理论文件。三次“文代会”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作协文联机构的工作也做出了规定和指导。另外，1950-70年代的文学批评更是文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它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的文学思想，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形式主义、调子低沉、个人主义、脱离时代、唯心主义等文学思想。在此期间一系列文学批判实践，显示了文学思想取向的共性和差异。文学批判的曲折波动，也折射出文学思想的批而不倒，文学力量与非文学力量的介入等特点。同时，这一时期也对文学命题展开了论争，如典型形象、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决定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文学共鸣、诗歌格律、社会主义悲剧、山水诗、古戏改革、通俗文学、公式化、时代精神、大写十三年、三突出等，它们也是文学思想的表现方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代表性批评人物，如周扬、冯雪峰、陈涌、李希凡、黄药眠等，还介绍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它们也是文学思想的代表和表征。再就是，1950-7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思想，包括作家作品，除红色经典外，其他文本也值得研究。如旧体诗、通俗文学、日记书信、档案材料等，乃至各种文学论集的“前言”“序跋”等，都值得留心和关注。
四是1980、90年代文学思想。1980年代是文学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文学时刻感应着社会变化与大众欲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与思想观念，通过艺术方式把文学思想传导给社会读者，文学与社会有思想的共振和共鸣，文学成为文化思潮的引领者。社会思想的解放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历史契机，文学批评和理论对文学特性和价值属性展开了深入讨论，确立了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西方文论和作家作品的介绍、移植，为文学的多元探索提供了借镜，出现了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的有效互动和协同发展，形成了文学资源的良性配置和较为开放的文学空间。1980年代文学思想呈现出多元共生、彼此激荡、砥砺创造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它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思想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传承和彰显着文学的理想主义、崇高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思想的解放，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探索尝试，也使1980年代文学思想表现出多元、混合而驳杂的特点。人道主义和先锋意识是其文学思想内核。它呈现出从个人苦难向社会苦难叙事转变，从政治控诉向人性探索的演进轨迹。先锋意识也是1980年代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使文学保持着介入生活与思想探索姿态，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审美现代性提供了方法和场域。
到了1990年代，文艺政策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转型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文学思想也有了新变。“市场导向”和“消费主义”成为主导性力量，也带来了文学思想的暧昧和歧义，磨平了文学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文学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弱化和淡化，作家不再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而是努力回到民间，在民间社会和民间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是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寻找平衡，认可人的物质欲望，弥合世俗和高雅的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9ZDA274。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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